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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白棉花》
作者:莫言

第二章

    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,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铁门。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,写着“严禁烟火”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“严防阶级敌人破坏”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。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。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,搂着一杆锈迹斑斑的“七九”步枪,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,时而打瞌睡,时而目光如电,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。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,看门人握紧枪杆盘问我们。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。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,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。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。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。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复员兵、正式工,吃国库粮,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,厂保卫组组长,姓孙名禾斗,已婚,老婆在农村。孙组长奇瘦,眼贼大。

    进大门后的第一排房屋是厂办公室,门口挂着红字标牌。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,冲着办公室便进。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,精神抖擞、容光焕发,仿佛换了一个人。

    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,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。后来我们知道,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。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,互相挖苦,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。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,很威风。

    “同志,谁管登记?”自然是方碧玉问话。

    我看到了我叔,坐在一张桌子前,埋头打算盘记帐,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。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。

    叔叔抬起头,看到了我们。他没搭理我,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呼。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,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,低头继续斗棋。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。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。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:

    “到这边来登记。”

    我们把村里的证明信交给男人,后来知道他姓蔡。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,所有的表格都填了,但最终被人告了,说他老婆有神经病。满嘴脏话的采购员周鸣说:老蔡真冤枉,转你的正,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,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?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,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,一辈子甭发愁,你真是个老实人。老蔡呀!

    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,递过一支圆珠笔,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。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份社会关系等等。一本正经,跟工人阶级沾点边就不一样,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杆手心里冒汗。

    “你二大爷的,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?”高个胖子说。

    “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!走呀!走!看你还有什么高招。”矮个胖子说着,将自己的一颗棋子砸在对方的一颗棋子上。

    “同志,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?”方碧玉问。

    “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?”老蔡问。

    “实岁22,虚岁23,属大龙的。”

    “按实岁填吧。”老蔡说。

    填完了表格,交给老蔡。老蔡指着一位独臂小伙子说:

    “你们吃饭的事去问他。”

    那小伙子面色苍白,人很清秀,不知怎么少了一只胳膊,别人说笑,他不吭气,神色忧悒地盯着墙壁。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,有喜欢念别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“泰山”后,大家便叫他泰山了。他那条胳膊是锯齿剥绒机切掉的,算是工伤,厂里照顾他,让他担任了生活会计,挺轻松挺有油水的一桩美差。他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,乍一看挺别扭,看惯了也不觉得他身上缺什么东西。他冷冷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粮食投到食堂里,就能换到饭票,如要吃菜可以拿钱买菜金,一元兑一元,一角兑一角。

    十几分钟功夫,该办的事就办完了。有一位一直在观看棋战的秃头男人说:

    “毛,送他们去宿舍吧。”

    秃头是副厂长。毛是正式工人,办公室打杂的,留着一个菊花头,穿一双又黑又亮大皮鞋,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表,那时候戴手表的人还非常少。我不喜欢这小子。他名叫毛红灯,挺革命的一个名字。

    我们正要走时,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。一个高个子男人打着哈哈进来,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,矮胖,一脸雀斑。我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,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。这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,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糊,刘三姐的二女儿,跟他是大脸剥小脸。下棋的二位胖子丢开棋,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,打哈哈。团委书记说:“这是我妹妹。”又对他妹妹说:“这是金书记,这是于厂长。”还介绍了几个人。我感到很愤怒。书记说:“毛红灯,找几把椅子来!”毛红灯立即去找椅子,把我们晾在门口。厂长挤着一脸肥肉,笑得眯缝着眼儿跟扁脸姑娘说话。“叫什么呀?”她羞涩地玩弄着辫子梢儿,酸溜溜娇滴滴麻酥酥地回答:“孙红花。”“啊,好名好名,好听,有意义,骑马要骑千里马,戴花要戴大红花嘛!在家干什么来着?”厂长问。孙红花轻飘飘文绉绉地回道:“在家治虫。”“治什么虫呀?”“哟,多着呢,主要是棉铃虫。”呸!不就是背着喷雾器喷药么,还“治虫”哩。我看了一眼方碧玉。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这时毛红灯拎着两把椅子进来,一看我们还在门口站着,便说:“你们自己去吧,呶,就那排房子。”

    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砖瓦房,有十几间,分两个门,门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红灯用狗爬似的红漆大字写着:“男宿舍”、“女宿舍”字样。我先陪着方碧玉进了女宿舍。

    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。房间宽六米,靠着墙用木桩子、高粱秸、苇席捆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,上下三层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,离地足有三米高,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。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。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,还有一条破裤头,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。

    屋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姑娘,或忙碌或静坐。她们妍媸不一,但穿着几乎青一色的蓝布衣服,个别的穿着花衬衫。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体发出的气味。这气味并不美妙,但富有诱惑力。我分辨不出是谁发出了什么气味,就像猫分辨不出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出了哪种腥味一样。对了,女宿舍里有一股子臭咸鱼的气味。

    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呼。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,大概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物。

    “方碧玉,你也来了?”她很高兴地问。

    “宋金鱼呀,”方碧玉上前拉着她道手说,“你也来了?”

    “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,”她说,“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,交生产队一半,还剩十几块钱呢。挣到钱,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花布,缝件小褂穿穿。”

    她很小,顶多18岁,脸上的五官团聚在一起,似乎还没有长开呢。

    我很入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,她瞪我一眼,说:

    “你看我干什么?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缝褂子?”

    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。

    宋金鱼问:“方碧玉,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?”

    方碧玉问:“你呢?”

    “我正犯犹豫呢,睡上铺吧,太高,爬上爬下的,成猴啦。我睡觉不老实,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,还不把腰跌断?睡下铺呢,不吉利,万一上铺有个尿床的,不正好流到我脸上了吗?”

    “那你就睡中铺吧!”

    “好,听你的,我睡中铺,你呢?”

    方碧玉想了想,说:

    “我睡上铺。”

    这时候毛红灯拎着孙红花的花铺盖卷儿,引导着团委书记和他的妹妹,朝着女宿舍这边来了。

    “马成功,你自己去占铺吧,我能安顿自己。”方碧玉对我说着,一只手提着铺盖卷,一只手把住梯子的横梁,矫健地攀到上铺上去。铺上立即嘎嘎吱吱地响起来。

    我进了隔壁的男宿舍,发现里边的格局跟女宿舍一模一样,所不同的只是更脏一些。

    几十个男人,多数是青年,正围着一个略有口吃、文质彬彬的小伙子。后来我知道他名叫李志高,会写文章,会唱吕剧,尤其会唱《李二嫂改嫁》中“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,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”那一段。当时他正在那儿吹牛。吹周恩来总理如何把支援朝鲜棉花的任务交给高密县,高密县如何完成任务,受到了表扬。吹得神乎其神,听得有滋有味。

    我想我必须与方碧玉睡在相同的高度上,所以我爬到上铺。这里举手就可触摸瓦房的檩条、秫秸笆。麻雀隔着一层瓦在我头上唧唧叫,我能听到它们细小的脚趾行走在瓦片上时发出的声音。当时我没有在麻雀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,这个崭新的热闹世界里值得我谛听观察的东西太多太多,更何况,我知道方碧玉与我仅有一墙之隔,十厘米厚的墙,上边涂抹着淫秽的图形和语言,无疑是去年的或前几年的临时工们留下的杰作。隔壁的上铺也在嘎嘎吱吱地鸣叫着,我知道,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。虽然隔着一堵冰冷的墙,但我感到她的呼吸正在抚摸着我的面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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